来源：文史精选

世间竟如此悲哀？

束星北，被尊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却不幸遭受了他所钟爱的学生的背叛与陷害。

“我堪称比李政道更具潜力的学子。”83岁的王镇皋常以此言自诩，“此非我自诩，乃束星北老师昔日所赞誉。”面对记者的几分疑惑，王镇皋随即补充道。

王镇皋，山东大学1950级物理学院的一员，曾深受被誉为“中国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家束星北的青睐，其才华甚至被束星北认为超越了另一位知名学生李政道。然而，当他在学术的辉煌起点展望未来时，命运的轨迹却将他推向了截然不同的终点——“告密者”这一称号。

束星北

“天资高于李政道”

1950年，年仅十九岁的王镇皋，背井离乡，从浙江前良村脱颖而出，踏入山东大学物理学院的殿堂，成为该村历史上首位新中国的大学生。在他的记忆中，那段时光宛如一幅无尽的画卷，充满了美好。入学伊始，他便以优异的成绩在数门科目中崭露头角，其卓越表现，瞬间在学院引起了轰动。

据王镇皋的同窗所述，在入学初期的一场考试中，王镇皋的表现颇为优异。然而，由于身患淋巴结核，他鲜少与同学们互动，甚至不得不休学整整一年。

适值1952年，中央政府颁布了一项新规，规定大学生就餐和就医无需支付费用。在这项新政策的庇护下，原本被视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得到了治愈，王镇皋得以重获新生。谈及他在接受党组织指派的机密任务时的心境，王镇皋坦言，对党的感恩之情占据了他内心的重要位置。

康复后的王镇皋重返课堂，正值山大物理系迎来其巅峰时刻——束星北的到来。彼时，束星北已是一位声名显赫的理论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雷达之父”和“中国的爱因斯坦”。自1952年浙江大学解体之后，束星北便加盟山东大学物理系，担纲教学。鉴于山东大学理科实力相对薄弱，束星北的加入立刻引发了全校师生的极大关注。众多慕名而来的学生与教师，使得教室常常人满为患，座无虚席。

王镇皋曾述，在病榻之上，他日复一日地卧床休养，除了应答同学们的询问，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物理理论的沉思中，其投入程度甚至达到了痴迷的境界。一日，王镇皋偶得几页关于狭义相对论的资料，便陷入了连续数日的深思熟虑。

正是这薄薄的几页纸张，使他在束星北教授的相对论课堂上，面对束星北的提问时能够应对自如，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束星北教授心中。

继而，周北屏的学生贾明在与王镇皋的交流中提及了这样一个评价：当年，束星北教授在向好友周北屏引荐王镇皋时，曾如此称赞他。天资胜李政道，但体质不佳。

自听闻此言，王镇皋便将李政道作为自己人生的楷模，深藏于心。

王镇皋能否继李政道之后崭露头角，尚属未知之数。然而，当王镇皋站在与李政道相似的起点上，命运却为他勾勒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从学术到政务

1954年1月，王镇皋顺利完成物理系的学业，随即被学校破格留任，担任教师一职。不久之后，当时担任学校保卫处处长的巩念胜，找到了王镇皋，并告诉他，组织赋予他一项重任——那就是接近公安部门的首要监控目标，同时也是王镇皋的恩师——束星北教授。

此任务得到同为学生线人的李枫（化名）的确认。当时，王镇皋因学业成绩优异，深受束星北的青睐，成为其心目中担任此职位的唯一合适人选。

王镇皋分析当时情况。命令无法抗拒。鉴于保密工作所耗费的宝贵时间众多，巩念胜坦言：“我们不忍心舍弃任何一位学术英才”，并郑重承诺，“其未来的职称晋升与薪酬待遇，将绝不会低于同期入职的同事们”。

随着王镇皋频繁协助老师解答同学们的疑难，他与束星北的相遇次数也逐渐频繁起来。

朱之藩，与王镇皋同窗共读，亦曾提及束星北对王镇皋的关照之情。鉴于王镇皋体弱多病，束星北特意安排他在设有暖气的办公室中学习。随着时间的推移，王镇皋与老师们的关系日渐融洽，老师们与他交谈时毫无顾忌。正是在此期间，已开始承担保密任务的王镇皋，将所听闻的一些信息如实汇报给了学校保卫处及公安局。

根据档案资料的记载，自1952年8月中旬至下旬，对束星北的跟踪与监视便已悄然展开。学校保卫部门与青岛市肃反小组联合发力，对束星北的相关材料进行了细致的核查。上级领导明确下达指示，一旦问题得到明确，即刻上报审批，依法进行惩处。王镇皋是关键一环。

①他破坏了辩证唯物论的学习氛围。②他公然对抗马列主义的宣传，宣称哲学不过是玄学，辩证唯物论不过是欺世之谈。③他在课堂上散播唯心主义的观点。王镇皋指出，此事件系针对束星北先生就南斯拉夫所发表之言论。

束星北素以性格豁达坦率闻名，曾被戏称为“束大炮”，他直言不讳，时常无意中触犯他人。然而，束星北的激烈言辞源于其对学术纯洁性的执着追求。众所周知，束星北不喜见那些只求虚名而不务实际的学生。“若欲投身政治，宜赴党校深造，专心致志于政治之道，切莫追随我学习物理。”在当时束星北的目光中，王镇皋并不属于那类人物。

1957年四月，在中共山东省委的积极倡导下，正值大鸣大放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束星北于山东大学《民主报》发表了《生命维护宪法尊严》一文，旨在探讨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关联。然而，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他不幸再次遭受打压。在这期间，王镇皋承接了一项关于调查束星北在参加批斗会后的心理状态的特别任务。王镇皋回忆称，他于深夜造访，当时束星北夫妇情绪激动，滔滔不绝地述说了许多话语。事后，王镇皋向相关部门汇报了两个关键信息：首先，他推测束星北可能持有枪支；其次，束星北曾明确表示，若不幸遭遇不测，李政道将伸出援手。后续的事实证实，束星北对李政道的评价确实精准无误。

李政道，1956年

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遭受打压的束星北，其家宅亦遭抄没，此次抄家事件对束星北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这位向来坚定信念的学者，在私下的书信中透露，他一度萌生了轻生的念头。1956年束星北反案。1957年，在经历反右运动遭受打压之后，束星北被迫离开了山大，其后的21年间，他辗转于月子水库的劳作与青岛医学院的扫地工作，此期间，他无法将教学与科研作为自己的主业。

王镇皋坦言，在束星北先生遭遇的两次政治运动中，自己并未扮演核心角色。束星北先生以敢于直言著称，众多言论均已公之于众。对此观点，束星北先生的女儿束美新亦表示认同。自90年代起，束美新便着手整理束星北先生的资料，她回忆道：她查阅了大量有关举报其父的资料，然而王镇皋不过是在众多举报者中颇为普通的一员。然而，随着70年代末王镇皋作为公安局线人的身份被揭露，他的同窗好友多数坚信他难以摆脱与此事的相关性。

“做好事”的告密者

监管束星北仅是王镇皋负责的保密工作之一，保卫处长巩念胜接连提出需调查的人员名单，王镇皋便依照指示逐步接触这些人。王镇皋本就聪慧过人，总需深思熟虑，探寻合适的打探之道与恰当的接近分寸。

尽管王镇皋曾对自身工作的价值产生过疑虑，然而，他对组织交付的每一项任务都始终保持着严谨的态度，从未有过丝毫懈怠。他亦坚信，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不会对他人造成负面影响。

王镇皋始终坚信，举报束星北携带枪械的行为是在对他施以援手，他担忧束星北若有一天真的失控，举枪伤人，将自身陷入牢狱之灾。

1957年，大鸣大放。学生曾因《青岛日报》报道内容失实，引发了游行抗议活动。王镇皋于发现情况后彻夜未眠，详细调查了相关人员情况，并将汇报结果呈报给了保卫处。此举使得警方得以在次日的游行现场提前做好警力部署与人群疏散的准备工作。事后，学生均被划为右派。王镇皋：为避免更糟情况。

向记者说明时，王镇皋特地澄清了《束星北档案》中对其用词的不当，“我并非‘揭发’，而是‘汇报’”。

在肩负对个人与事件的严密监控之余，每逢国内外重大事件与政策发布之际，王镇皋还需深入洞察校园内外各色人群的思想动态。谈及过往在这方面的履职经历，王镇皋自述工作之细致入微，令上级领导甚为满意，因而屡获赞誉。

1958年，山东大学迁址济南，随之而来的，经验丰富的保密工作者王镇皋也将其组织关系迁至济南。抵达济南后，王镇皋直接向当地公安厅提交工作汇报。

无所不能的组织

出身于地主家庭，他频繁与右翼分子有所交往，与束星北的关系尤为紧密。据王镇皋自述，他并未参与过任何批斗活动。若换作常人，这些经历已足以招致数张大字报的攻击与批判。然而，王镇皋坦言，他只曾遭遇过一次大字报的贴出。

王镇皋坦言，他行事端正，曾于众目睽睽之下，以理服人，令对方无言以对。然而，最终公正的裁决，却是由保卫处的巩念胜处长所给予。王镇皋深知保卫处与公安局的权威不容置疑，坚信他们“无所不能”。

即便王镇皋声称从事这项保密工作并无任何益处，然而在遭遇挑战之际，他仍旧会心生向组织寻求援助的念头。

1960年，王镇皋旧疾复燃，在物资奇缺的岁月里，公安厅出手相助，为他觅得了麝香与关白附。在那个时代，此等事宜可谓天方夜谭。

王镇皋回忆道，1964年他重返前良村时，遭遇了一位民兵的挑衅。骄傲自大的王镇皋并未屈服，反而怒斥民兵的威胁。他当场质问：“你知道我的身份吗？”据当地一位友人透露，王镇皋那时已经公开了自己的公安背景。

“特务工作者”

自1953年留校任教，直至1979年，王镇皋在保密岗位上默默奉献了长达26个春秋。然而，他的身份意外揭晓，使得同事们在惊愕之余，不无讥讽地将他划入“特务”的行列，这让王镇皋内心倍感沉重与不适。

王镇皋的个人信息意外曝光，他回忆起过去因涨薪问题与学院组织书记发生争执。随后，该书记经私人途径得知王镇皋曾担任公安“线人”的往事，便借此机会进行报复，将此事公之于众。这一行为迫使王镇皋在山东大学无法继续停留，不得不南下至华侨大学寻求新的发展机会。

但据物理学院任教者据另一位教师透露，最初的消息恐怕是由王镇皋本人所透露。在涨工资和评定职称的初期，王镇皋便“夸耀”自己的功劳，称自己为学校贡献良多，并提及自己曾供职于公安部门。书记后来得知了这一消息。

事后，王镇皋愤懑难平，曾强烈要求对组织书记实施开除处分，然此请求并未得到批准。

据王镇皋所述，这乃是他自踏入校门以来，二十余载职业生涯中首次向校方所提之请愿，却未获其批准。

身为与王镇皋交情颇深的同学，朱之藩听闻此事不禁愕然，遂特意向王镇皋询问详情，语气中带着责备之情。据他所知，昔日，部分留校学子遭保卫部门招募担任情报员，皆以“能力不足”等借口予以婉拒，未料，竟反是星北先生所器重的学子，担当了此等角色。

其他同学得知后纷纷避开。

王镇皋的保密工作身份意外泄露，不久后，这一消息便传至了青岛的束星北教授耳中。自离开山大后，束星北教授便一直致力于青岛医学院的教学工作。文革结束后，山大曾试图邀请束星北教授重返校园担任教职，但束星北教授婉言谢绝。到了1978年，束星北教授接受了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的邀请，重新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青岛海洋大学的教师束星北，在王景明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仅一次提及王镇皋过往的保密工作经历，当时束星北的表情中流露出了惊讶之情。自那之后，自1978年重返工作岗位直至1983年束星北离世，他鲜少再提及文革期间的往事。回溯往昔，那段时光里，父亲日以继夜，甚至将研究带至枕边。心中唯一萦绕的遗憾，便是这段学术发展的空白期。我国还需多久，方能迎头赶上？

副教授至教授，36载未攀之阶。

王镇皋离山大历经数校辗转，终在杭州安度晚年，此后学术与事业均成过往。我与两位前妻的婚姻相继走到了尽头，追溯其缘由，无不与那段“特务生涯”紧密相连。

李枫，曾同样从事过保密工作，对众人将王镇皋称为“特务”深感不悦。“时移世易，我们不应以今日之观念去衡量那个时代的事迹与思想。”李枫提到，彼时，我正身处执行任务的境地，作为一名未加入中国共产党且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学生，能够完成诸多艰巨的任务，实属难能可贵。此外，彼时的职责远不止于此。王镇皋不仅肩负着辅导教师提升业务能力的使命，而且频繁通宵达旦，为他人提供学术指导。

现年八十三岁的王镇皋，暂居于外甥女的家中。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定居于加拿大和美国，而王镇皋先生大多数时候都独立自理生活。经济尚可，心却堵。王镇皋近年身体渐衰。某日，我在电话中对李枫倾诉自己的困境，她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之所以陷入困境，实乃从事保密工作所累积的内心苦闷所致。

王镇皋心中最难以释怀的结，便是他在教授这一职位上辛勤耕耘了36年，却始终未能迎来晋升的机会。

“我在大学里既教授物理又教数学，为何还不能评上教授呢？”那些昔日成绩不如我，或者经常向我求教的同窗和同仁，如今都已晋升为教授，甚至成为了院士，这让我难以接受自己仅是副教授的事实，感觉有些难以抬头。

面对询问，王镇皋仅能忆起两篇可明确提及的论文，一篇刊登于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的校刊之中，而另一篇在发表时，其姓名却被不慎抹去。除此之外，他还参与了三本物理学科的习题集或译著的编写与校对工作。

同在大学任职的王镇皋之友透露，王镇皋自毕业后主要从事基础课程的教学工作。相较于专业课，基础课程在职称评定上往往难以达到更高层次，加之他多次更换工作单位，这也对职业生涯产生了影响。倘若他始终留在山东大学，恐怕现今已是教授之列。

王镇皋学术成果稀少，为一大遗憾。历经二十一年的保密与教学双重职责，王镇皋鲜有闲暇如学生时代那般潜心研习知识。尤其是在任务繁重之时，过度的保密工作使他每日的睡眠时间仅限于区区四小时。

回望往昔，也曾有几度良机向他伸出橄榄枝，然而，在他渴望摆脱那繁重的保密任务之际，“保卫工作，重于泰山”，他的请求终未能获得批准。王镇皋称自己“太实在”。

1994年，身患疾病的巩念胜得知王镇皋始终未能评上教授，不禁感叹：“党，您亏待了他。”王镇皋内心的委屈终于达到了临界点，在巩念胜的病榻前，他忍不住失声痛哭。此后，巩念胜便就王镇皋之事，向多方人士致信咨询，然而，问题的解决过程依旧颇为曲折。

1991年，王镇皋出于反映铁路状况的愿望，将信函投递至尉健行办公室。不久后，他收到了尉健行秘书的回复，短短两行字虽简短，却承载着关怀，“祝您身体健康，有事可来信”。这句话如同烙印，深深刻在王镇皋心中。他心想，即便在最无奈的时刻，这亦是一条可走的途径。昔日未曾想过借助向中央写信来解决个人问题的王镇皋，如今开始向能想到的每一位可能解决问题的领导人寄信，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够收到他们的回应。

“其才华远胜于李政道”，“真是毁了一个天才！”王镇皋提交的资料中，这两句话屡见不鲜，它们分别标志着他曾拥有无限可能的辉煌人生之起点与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