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秦铭、秦文、母亲王静雅、秦训 （前排左起），秦铨、秦刚 （后排左起）在广州合影

一

秦刚，我的堂兄，自幼与我一同成长，在我家中，我亲切地唤他二哥。他是伯父秦邦宪（亦称博古）与伯母刘群先的首个孩子，于1930年9月在上海降生。为了祈愿孩子的一生刚毅不屈，他们为他取名为秦刚。后来，伯父发现秦家的家谱记载，至我们这一代男丁，名字中应带有“金”字旁，于是，秦刚的两个弟弟相继出生后，便分别取名为秦钢、秦铁。依照同样的规则，我的哥哥被父母命名为秦铨（后高中时期他自行更名为秦福铨），我的弟弟则取名为秦铭（1935年7月出生），而我，也按照家谱中的男丁命名规则，被取名为秦锦（后更名为秦文）。1930年，我的父亲秦邦礼因参与1928年秋季在家乡无锡发生的农民暴动，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不得不逃亡至上海。在那次兄弟重逢的时刻，父亲得知了侄子的诞生。

1931年，中共中央特科首脑顾顺章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落入敌手，背叛革命，上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形势异常严峻。周恩来、陈绍禹（王明）等领导人陆续离开上海，秦邦宪临危受命，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肩负起全面责任。陈云则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秦邦宪与陈云的工作异常繁重。在此期间，上海的秘密联络站多已暴露，亟需进行调整，并设立新的联络点。秦邦宪遂推荐秦邦礼加入陈云领导下的特科工作。自那时起，我的父亲便积极投身于开设多家小型商店，以营救被捕的同志，并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他化身为一名小老板。

1931年的寒冬，父亲遵照组织的指示，再度构筑了一条从上海通往江西瑞金的秘密交通线路。为了掩盖其真实身份，父亲需要组建一个家庭，于是便将我的祖母和王静雅母亲自无锡接至上海安顿。伯父和伯母于是将尚在襁褓之中的秦刚送往我家，交由祖母和父母抚养。祖母对长孙秦刚疼爱备至，为了保佑他平安长寿，给她取了乳名“阿土”。自记事起，直至秦刚成年离家北上，祖母始终与他同床共枕。到了1933年1月，父亲将伯父秦邦宪和陈云经地下交通线安全送达江西瑞金后，秦刚便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父亲。

谈及奶奶对孩子的深情，实难用简语概括。今日，我便不惜篇幅，详细述说我的奶奶。她名叫秦朱氏，生于1878年农历二月十四日，在一个商人家庭中长大，比爷爷年幼八岁。奶奶以填房的身份嫁入秦家。她貌美如花，身姿挺拔，肌肤白皙，性格坚韧，聪慧过人，却未曾受过正规教育。在那个时代，书香门第的秦家对商人家庭的女儿多有轻视。加之奶奶婚后多次生育不顺，屡次流产，直至1907年，29岁的她才迎来了第一个孩子，秦邦宪。那时，爷爷已经37岁。为了保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奶奶在产后不久，便开始了一段虔诚的祈祷之旅。她步履蹒跚地沿着无锡灵山脚下的石阶，一步一叩首，直至山顶的灵山大庙。在那里，她燃香祈祷，并立下终生的誓言。从此，她几十年如一日，每日清晨起床后便虔诚地念经拜佛，即便晚年双目失明，也未曾改变。因此，当年伯父将幼小的秦刚交托给她，她视若珍宝，呵护备至。

一把花生、几块糖果等。平日里，这些美味对我们而言难得一见，我们珍视不已，藏着不舍得享用。然而，秦铨总会想出各种诡计，诸如猜谜、赌输赢等，设法将我们的这些美食一一骗走。我们既渴望玩耍，又渴望胜利，于是年年都成了“上当受骗”的受害者，倍感无奈；而秦刚则时常能从奶奶那里得到一些补偿。

二

在1931年至1935年这段五年间，我的父亲秦邦礼先后创办了六家店铺，其中五家设立于上海。而他在汕头创立的中法药房汕头分药房，则是他的第六家店铺，同时也是当时连接上海至瑞金的地下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交通站。从上海到瑞金的路线，需途经香港或广州，随后沿汕头—三河坝—大埔—永定—上杭—汀州的线路前行。这条交通线横跨了白区、半游击区和苏区，既有水路也有山路。沿线设立的交通站彼此间并无联系，交通员之间也互不认识，这使得敌人难以破坏，从1931年到长征前夕，这条线路始终保持畅通。通常情况下，中央特科会安排一些人员先入住我父亲开设的联络站，随后他们会在上海秘密出发，踏入中央苏区（瑞金）。

1933年伊始，上海临时中央作出一项重要决策：将部分机关与工作人员迁移至中央苏区。此行动分为三批次进行，首批发往的是刘少奇等同志，继而是张闻天等，最后是秦邦宪与陈云。我的父亲秦邦礼，则多次穿梭于沪汕两地，肩负起护送中央领导同志赴苏区的重任。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亦是由父亲从上海安全护送到江西瑞金的。此外，陈赓、林伯渠、李维汉、章汉夫等同志，亦是通过此交通线抵达瑞金的。借助这条交通线，共有200余名党员干部顺利进入瑞金。父亲开设的六家店铺，其核心价值并不仅限于日常经营所获得的利润，更在于为党组织筹集资金，为苏区输送物资。他购入布匹、药材、食盐、无线电器材等，为历次反“围剿”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苏区人口超过三百万人，红军与赤卫队的规模也逐步扩大至三十余万。无论是生存还是战争，都亟需经济支撑。在秘密交通站与秘密交通线的支持下，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逐渐繁荣。父亲在白区经营店铺，秘密为苏区输送物资。

1935年伊始，红军在长征的征途中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同年5月31日，中央决定派遣陈云和潘汉年两位同志前往上海，寻求与共产国际代表的接触，并向其汇报遵义会议的详情。陈云同志抵达重庆后，顺利抵达上海，并与在此留守的秦邦礼同志取得了联系。进入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陈云同志等人前往莫斯科，直接向共产国际进行汇报。金秋时节，陈云与父亲秦邦礼（化名方一生）等一行人乘坐苏联货轮从上海出发，抵达海参崴后转乘火车抵达莫斯科。不久，斯大林同志亲切接见了陈云、秦邦礼以及先前抵达的潘汉年、严朴等同志，并听取了他们的汇报。随后，秦邦礼等同志留在莫斯科，进入列宁学院深造。到了1937年，父亲受共产国际的委派，从莫斯科返回上海，继续经营店铺，布置机关，为迎接共产国际代表做好充分准备。然而，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日军对上海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化。中央指示秦邦礼同志关闭店铺，返回延安。1937年9月底，父亲抵达延安，并在中央党校担任教务干事一职。

1938年1月，中共中央派廖承志去香港筹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父亲也在其列，是办事处最早成员之一，并奉命负责在香港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合法公司，他为其起名“联和行”。他在香港安排妥当后，同年春天就把我们一大家子都从上海接到香港。在香港，我们租住在湾仔，房子虽小，但挤在一起，大小四个孩子都很快活。1938年冬或1939年春，伯母刘群先得了产后焦虑症（当时大人们说她得了神经病），常常会无端哭闹、发脾气，既影响工作，也常使伯父不得安宁。后经伯父建议，伯母来到了香港，由父亲安排她到澳门静养。当时我还没正式上学，在家闲耍，父亲就派我随同伯母去澳门，以便外人看来有个家的氛围。记忆中，伯母好像住了两个月左右就离开了。这也是秦刚最后一次和母亲在一起。

在彼时，香港主要扮演着转口港的角色，航运业兴盛，人口约150万。随着中国内地抗日战争的爆发，众多资本家为躲避战火，将工厂迁至香港，同时，内地的多家银行，包括那些昔日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也纷纷搬迁至此。到了1938年，香港成为了相对安宁的后方基地。实际上，“联和行”乃是中共中央在香港设立的一个海外经济联络站，直接受命于中共中央。当时，何香凝、宋庆龄等知名人士亦在香港，廖承志便借助她们的特殊地位，开展了为期数年的抗日募捐活动，该活动的影响力遍及全球，实为中共领导之下。在此过程中，廖承志、秦邦礼等人功勋卓著。所募集的物资起初被储存在“保卫中国同盟”租赁的仓库中，随后由“联和行”负责安排，运送至武汉、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并最终分批送达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前线。华侨的捐款多由香港大英银行代为收取，并汇入“联和行”的账户。

不完全的统计显示，自1938年夏日始，至1941年秋末止，历时三年有余，经香港转运至延安及邻近的国际和平医院的卡车总数超过三十辆。海外捐款累计超过五百万美元，捐赠的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总重量逾一百二十吨，平均每月运送量达三吨。对于募集而来的物资与资金，其保管与运输均需严格保密。在此期间，我的父亲秦邦礼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高效地完成了货币兑换、物资接收与转运等工作，并为此开辟了多条交通线路，沿途设立了多个交通站点，确保了运输任务的顺利完成。除了物资支持，还向延安输送了超过一千名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其中包括众多司机与医护人员，他们出色地完成了采购西药等任务。

1938年，秦铭、秦文、秦铨、秦刚 （左起）在香港湾仔

三

1941年12月8日，日军对香港发动了空袭。翌日，敌军在香港新界实施了登陆行动。就在这一天，在地下党同志的协助下，父亲匆忙地将我们全家老少（那时奶奶双目失明，行动不便，且行走困难；弟弟秦训于1941年3月刚刚出生）从湾仔转移至半山的一所空置的小学校。此处当时并无食物，我们在此艰难地等待了数日。后来，一些同志（后来我方知其为东江纵队的战友）陆续到来，他们一路上帮助我们历经陆路和水路，最终抵达了广东省的湛江市，当时称之为广州湾。我们被安置在靠近郊区的赤坎地区。

此刻，我的父亲秦邦礼，携带着一笔重要的资金，悄然离开了广州，目的地是重庆。他此行的任务是向党组织交付这笔经费，并就南方地下党所遭受的损失进行汇报。历经重重艰难险阻，直至1942年10月，他终于抵达了重庆。在重庆，他将款项交付给了周恩来，并详细汇报了情况。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了几个月后，1943年春，周恩来与他进行了谈话，指示他返回华南地区继续从事商业活动，“以合法途径争取社会地位，积累力量”。离开重庆后，他抵达广西，公开更名为杨琳，这个名字从此成为他后半生的正式身份，直至生命的终结。在此之后，父亲在广西持续经商，直至抗战胜利。

自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抗战取得胜利，我们在这四年间，在赤坎度过了艰难岁月。期间，母亲王静雅照料着一位双目失明的祖母，以及一群尚且稚嫩的孩子——其中包括一位出生不久的婴儿。我们并无稳定的经济来源，全赖党组织通过东江纵队的同志，不定时地给予资助，并捎来孩子们所需的学习用品，如铅笔和纸张。即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党组织依然坚持要求母亲让我们继续学业。在这四年中，秦刚与我一同从小学升至初中。

在学校，秦铨与我同窗，年级比我高一级，而秦刚则高我两级。秦铭则是抵达赤坎之后才开始踏进小学的课堂。家境的拮据时常让我们一家人陷入困境，尤其是吃饭的问题。当家中米粮告罄，母亲便只能以极低的价格购买那些发霉变绿、无人问津的霉米，或是以农民喂猪的番薯来充饥。若真的山穷水尽，母亲便会前往村边的田地，采摘番薯藤回来烹煮。至于鞋子，我们则没有。母亲便利用废弃的轮胎，先将它们打磨平整，然后按照我们每个人的脚型裁剪成小块，在边缘留出可以穿绳的耳朵，并在耳朵上打孔穿上绳子，每人一双。我们光着脚穿上这些自制鞋，秦铨和秦刚便欢快地将其戏称为“千里马”或是“水陆两用鞋”。

广州湾的炎热气候全年无休，使得衣物得以常年穿着。母亲便将自香港携来的衣物摆上街头，设摊售卖。秦刚与我放学后亦曾协助照料摊位。那四年，我们的生活颇为艰辛。即便包括秦刚在内，我们有时也会因食不果腹、难以吞咽、疾病缠身而抱怨、发泄，与母亲争执，兄弟间亦不免发生争执与打斗；然而，总体而言，我们艰难地渡过了这四年，母亲更是坚强地支撑着一切。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的胜利曙光终于照亮了。到了10月，东江纵队的战友们传来了父亲的口信，指示母亲将秦铨和秦刚交托于他们。与此同时，奶奶以及我们这些年纪较小的孩子们，暂时仍与母亲留在了赤坎。随着年底的临近，在东江纵队同志们的协助下，我们也离开了赤坎，抵达了广州市，与早些时候到达的两位哥哥相聚。他们已经在广州入学。秦刚顺利考入了公立广东省广雅中学，一所男校，开始了他的高中生涯。我们这些稍后抵达的弟弟妹妹们，被安置在一德路一条小巷子里的居民楼中。走出巷子，马路对面便是父亲在香港创立的联和进出口公司（在香港，公司更名为“联和进出口公司”）在广州市租用的货栈，我们租用了两层楼，底层用于装货，楼上则用作居住。这里常临时接待那些需要躲避风头、准备前往香港或是稍作休整的地下党同志。秦刚和我偶尔也会去那里玩耍。在我初中毕业的暑假期间，我在那里结识了一位暂住于此的新华社记者，他向我传授了摄影的入门知识。那时，我父母的婚姻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但这一秘密一直瞒着奶奶。自我们从广州湾返回广州后，父亲回家的次数就变得很少。他常驻香港，偶尔才会回广州探望奶奶和孩子们。

1947年，我完成了初中学业，并顺利考入了位于广州市西村的广州协和女中，一所教会学校。秦刚和我同校，我们两人都选择住校。在没有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无论是周末还是节假日，我们都没有人前来接我们，因此无法回家——毕竟，我们的家可能随时因任何原因而搬迁，我们无从寻觅。于是，我们常常约定在周末或假期相聚，共同嬉戏。有时，秦刚会邀请他关系密切的同学一同前来，我也因此得以认识了他的一些好友。到了1949年10月，广州宣告解放，我在参军至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时，意外地遇到了秦刚的战友，他们还关切地询问了秦刚的近况。

1947年夏秦铨高中毕业，1948年夏秦刚高中毕业，母亲先后让父亲把他们接到香港去上大学。

四

1947年岁末，父亲在香港所创办的联和进出口公司，在中央领导的首肯之下，正式更名为华润。翌年8月，公司对外正式启用新名，并在年底完成了在香港的注册手续。同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呼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社会各界贤达，立即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5月5日，客居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人民，表示拥护“五一”号召。而如何把客居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送往解放区而又不被国民党特务警觉，这项具体任务交给了华润公司。父亲等华润公司的领导经过反复仔细筹划，制订方案，并把方案报告给中共中央。具体方案为：利用1947年下半年华润公司租到的苏联轮船“波德瓦尔”号和“阿尔丹”号在大连和香港两地的海外贸易渠道，在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后，护送相关的民主人士分批乘船从香港北上，经台湾海峡，至朝鲜的罗津，再到哈尔滨。8月30日，中央批复同意。

9月7日，周恩来同志再次就相关事宜向中共中央提出具体指示。据此，华润公司的领导层与香港地下党的有关负责人经过多次商讨，最终达成共识，决定先行安排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沈钧儒四位民主人士启程，并由地下党党工委的章汉夫同志负责护送。鉴于“波德瓦尔”号系一艘货运船只，为保障行动的隐蔽性，父亲决定派遣秦铨（时年19岁）、秦刚（时年18岁）两位粤语流利的年轻人，假扮成年轻的货物押运员，随“老板”（即民主人士）一同北上。12日深夜，为规避香港国民党特务的耳目，在华润公司有关领导的协助下，四位民主人士及章汉夫同志乘坐小汽艇登上了“波德瓦尔”号。

在凌晨13点，父亲唤醒了秦铨和秦刚，将他们送往九龙岸边的一个码头，随后他们登上了一条游艇，船只缓缓驶向并靠泊在“波德瓦尔”号游艇旁。踏上游艇后，两个孩子便交由水手长照料，这位水手长是一位年轻的苏联人，两个孩子便被安置在水手长的舱室，同住上下铺。不久，父亲也加入了他们，对整个行程的安排——包括华润派遣员工假扮押运员暗中守护——及安全措施进行了细致的复核；并对两个孩子进行了再次叮嘱，并将他们介绍给了几位民主人士以及章汉夫等前辈；接着，他将一封致陈云的信交给了秦铨。父子俩用俄语对船长进行了简短的交代后，心情沉重地离开了游艇。到了9月13日中午，“波德瓦尔”号正式起航。这是一次充满风险的海上之旅。尽管保密工作做得严密，但若被国民党特务察觉，在大洋之上，国民党的军舰与飞机随时可能采取行动。

八天的海上航行后，轮船遭遇了一架美国侦察机的低空盘旋。飞机停留良久，不愿离去。苏联船员在秦铨和秦刚的协助下，迅速升起苏联国旗，将其铺展于甲板上。飞机一瞥到鲜艳的苏联国旗，即刻转身离去。轮船继续前行，穿越东海，途经朝鲜与日本之间的朝鲜海峡时，遭遇了一场猛烈的台风。狂风呼啸，巨浪滔天，轮船在夜幕中颠簸了一宿，直至冲破朝鲜海峡，方才重获安宁。9月21日，货船抵达朝鲜的罗津港。随后，全体人员乘坐火车前往哈尔滨，途中高岗和陈云亲临火车站迎接他们。

抵达哈尔滨后，秦铨与秦刚将我父亲致陈云的信转交给了李富春的夫人蔡畅。未几，陈云便将这两名孩童领至自己的办公室。他询问他们有何志向，秦铨答道：“我愿投身军旅。”恰逢当时我军在东北地区新设了一所航空学校，急需具备文化素养的学员，陈云遂决定让他进入航校深造。秦刚则表示：“我欲继续学业。”陈云便为他安排了前往哈尔滨工业院校进修的机会。

秦铨与秦刚自幼在香港、广州、湛江等地度过，这两座南方城市孕育了他们的成长。然而，当他们突然从繁华的香港迁至中国最北端，语言和生活习惯的转变无疑给他们带来了诸多挑战。幸而，秦铨因陈云的引荐加入了军队这个大家庭，在这里，无论是部队领导还是组织，亦或是他的战友们，都对他关怀备至，互相扶持。相较之下，秦刚则进入了原国民党时期创办的老牌大学，入学之初，他便是一名平凡的学生。

数月时光流逝，至1949年1月，北平迎来了和平的曙光，秦刚亦随之转学至这座古城。在那段日子里，他得以与继母张越霞，以及秦钢、新华、秦铁等弟妹们相识并共聚一堂。然而，尴尬之处在于，无论是在校园还是家中，只会讲粤语的秦刚面对着一群说着普通话的同学和讲陕北话的弟妹们（他们均在延安度过了童年），由于语言的差异，他们之间的深入交流显得颇为困难，难以培养出深厚的感情。在生活习惯上，秦刚对北方的饮食难以适应；而在学习方面，由于工科所需的自备绘图工具无人提供，他面临着诸多不便。

彼时，北平方才迎来解放，百业待举，伯母张越霞工作繁忙，家中有子女众多（刘群先生独占五席，解放后亦相继归至张越霞麾下），家境亦颇为拮据。在这样的背景下，她自然无暇分心去关注秦刚在生活与学习上所遭遇的种种困境。秦刚自幼备受疼爱的奶奶与婶婶（均居于国统区）身边，转而踏入充满革命气息的新环境，不得不独自应对种种挑战，不适应之处颇多，其心情之复杂，自是可想而知的。

1951年的冬日，我自昆明被调至中国人民大学深造。次年，父亲亦自香港转调至北京履职。在父亲的引领下，我得以在北京与伯母张越霞以及堂弟妹秦钢等人相聚，却遗憾未能见到秦刚。只听闻他们提及，秦刚不幸患上了肺结核。在五十年代初期，肺结核堪称一种令人谈之色变的疾病，其时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且传染性极强。为了防止疾病传播，秦刚不得不被长期隔离于北戴河的肺结核疗养院。在那段日子里，孤独、无助与抑郁如同阴霾，逐渐侵蚀了他对生活的渴望。

1956年，秦刚在北戴河不幸去世。天资聪颖、学习努力、为人温和善良的二哥秦刚就这样去天国和父母团聚去了。暑假我回上海母亲王静雅（解放后已离开父亲，工作也调到了上海）处度假时，我和她说到秦刚去世的事。母亲很怅然地说：“要是他留在我身边，他不会死的。”这句话一直烙在我的心里。是的，二哥秦刚本不该就这么走了。我永远深深地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