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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92年，汴京皇宫中的宋太宗赵光义又一次大发雷霆。这次他的怒火指向了一位名叫王著的翰林学士。

“王著总是不合朕意！”太宗对宰相抱怨道，“他写的诏书屡次需要修改，实在不称职。”

这番话很快传遍朝野。在众人看来，这位来自后蜀的降臣恐怕仕途堪忧。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太宗虽然屡次表达对王著的不满，却始终没有将他罢免，反而让他长期担任翰林学士这一要职。

更令人费解的是，当王著最终以礼部侍郎之职去世时，太宗竟深感惋惜，特别派遣内侍护送灵柩回其家乡洛阳，并给予丰厚抚恤。

这位让太宗又爱又恨的王著，究竟是何许人也？在北宋初年的政治与文化图景中，他扮演着怎样特殊的角色？

蜀地才子：从后蜀到北宋的文化迁徙

王著的人生轨迹，始于天府之国，终于东京汴梁。

他字成象，单州单父（今山东单县）人，却在蜀地成长与发展。早年进士及第后，他在后蜀政权中担任官职，深受蜀地文化的浸润与滋养。

蜀地自唐代以来便是文化重镇，安史之乱后更成为中原文人的避难所，汇聚了大量文化精英。到了五代十国时期，虽然中原战乱频繁，但偏安一隅的前蜀与后蜀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文化繁荣。

后蜀孟昶时期，成都的文化氛围尤为浓厚。孟昶本人雅好文艺，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画院——翰林图画院，招募各地画家进行创作。他还支持刊刻“蜀石经”，推动文化教育事业。在这样的环境中，王著汲取了丰富的文化养分，尤其在书法领域展现出过人天赋。

公元965年，北宋大军压境，后蜀灭亡。与许多蜀地文人一样，王著面临着人生抉择——是隐居故土，还是北上汴京寻求新发展？

王著选择了北上。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更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宋代文化的形成。

书法圣手：宋太宗的“御用教练”

王著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书法造诣。他擅长楷书、行书，尤其深得王羲之书法精髓。这一特长很快引起了宋太宗的注意。

太宗赵光义虽为武将出身，却对文化事业极为重视。他意识到，要巩固统治、赢得士人支持，文化建设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书法作为文人必备技能，自然受到太宗的特别关注。

太平兴国年间，太宗开始潜心练习书法。他听说王著深谙王羲之笔法，便任命其为“书法教练”，专门指导自己习书。

有趣的是，王著的教学方法极为严格。据《宋史》记载，太宗曾派使者将习作送给王著品评，王著总是说“未善”；太宗更加努力练习后再次送呈，王著依然说“未善”。如此反复多次，身边人都感到不解。

王著解释道：“皇上书法本来已经不错，如果我轻易夸奖，他可能就不再努力了。”果然，太宗的书法日益精进后，王著才终于表示认可。

这种教学方法展现了王著深谙教育心理学，也反映了他对文化传承的严谨态度。太宗的书法后来确有相当水准，不能不说有王著的一份功劳。

《淳化阁帖》：宋代第一个文化工程

王著对宋代文化最大的贡献，当属主持编撰《淳化阁帖》。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太宗下令编纂一部前所未有的书法集萃，将宫内收藏的历代名家墨迹汇编成册。这个重任落在了王著的肩上。

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需要从大量收藏中甄别真伪，筛选精品，还要进行系统分类与编排。更重要的是，当时印刷技术尚不发达，需要先将作品刻在木板上，再拓印成册，技术难度极高。

王著凭借其在书法领域的深厚造诣，精心挑选了自汉至唐历代名家的419件作品，分为十卷编排。第一卷为历代帝王法帖，第二至四卷为历代名臣法帖，第五卷为诸家古法帖，第六至八卷为王羲之书，第九至十卷为王献之书。

淳化三年（992年），这部耗费十余年心力的巨作终于完成，以年号命名为《淳化阁帖》。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方编纂的书法集萃，开创了“法帖”之先河。

《阁帖》的刊行意义非凡。在此之前，名家书法真迹多为皇室和少数收藏家所垄断，常人难得一见。而《阁帖》的推广使这些珍品得以“飞入寻常百姓家”，大大促进了书法艺术的普及与传播。

尽管后世有些评论家指出《阁帖》在真伪鉴定上存在一些瑕疵，但无人能否认其历史价值。它如同一位无声的老师，滋养了无数书法爱好者。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宋代书法大家都曾从中汲取营养。

文化摆渡人：连接南北的桥梁

王著的价值远不止于书法领域。在更深层次上，他扮演了文化摆渡人的角色——将蜀地及其他割据政权的文化精华引入北宋，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与统一。

宋初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如何整合各地文化，构建统一的文化认同。数十年的分裂局面导致南北文化各有特色、各成体系。南方各国如后蜀、南唐等，在文化艺术领域甚至比战乱频仍的中原地区更为发达。

北宋需要这些地区的文化资源来丰富自身，但又不能完全照搬。这就需要像王著这样既了解地方文化又熟悉中央需求的“摆渡人”。

王著来自文化繁荣的后蜀，又长期在北宋中央任职，深谙两方面的文化与审美。他能够甄别出蜀地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并以适当方式将其融入主流文化中。《淳化阁帖》中就收录了不少来自蜀地的书法作品，正是这种文化融合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王著并非特例。与他类似的还有来自南唐的徐铉、来自吴越的钱惟演等人。这些文人共同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文化摆渡人群体。他们将在各地方政权中发展起来的文化成果带入北宋，为宋代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太宗朝的文化战略与王著的命运

回过头来看宋太宗对王著的矛盾态度，或许我们可以从文化战略的角度找到新的解释。

太宗时期，北宋正处于从武力统一向文治转型的关键阶段。太宗迫切需要推进文化建设，但又必须确保这一过程在可控范围内进行。他需要借助南方文人的 expertise，又不能完全依赖他们。

在这种背景下，王著这类“文化摆渡人”就处于微妙的位置。他们因专业技能受到重用，但又因“降臣”身份难以获得完全信任。太宗对王著“又爱又恨”的态度，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矛盾心理。

另一方面，太宗作为一个有抱负的统治者，自然希望自己在文化领域也能展现权威。当王著屡次修改他的诏书时，太宗的恼怒不仅针对文字本身，也可能是因为感到自己的文化权威受到了挑战。

但太宗毕竟是明智的君主，他清楚王著等人的价值。所以尽管时有不满，却始终给予他们发挥才能的空间。这种 pragmatism 的态度，客观上为宋代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无名英雄：历史中的王著与文化传承

在中国文化史上，王著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比起苏轼、米芾等书法大家，他的知名度要小得多；比起欧阳修、司马光等文臣，他的政治地位也不显赫。但他所做的工作，却为这些后来者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文化传承往往依赖于两类人：一类是开创性的天才，如王羲之、颜真卿；另一类则是默默无闻的整理者、传播者，如王著。前者闪耀如星辰，后者则如同托起星辰的夜空。

王著主持编纂的《淳化阁帖》开创了法帖编纂的传统，此后各种公私刻帖层出不穷，形成了中国书法传承的独特机制。这些法帖虽然不如原作珍贵，却极大地扩展了书法艺术的传播范围，使名家典范得以跨越时空限制，影响更多学习者。

更重要的是，王著和他的同僚们建立了一种文化整理与传承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宋代被广泛应用于各个文化领域，促成了《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的编纂，为中华文化的保存与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我们赞叹宋代文化繁荣时，不应忘记那些为此奠定基础的无名英雄。正是有了王著这样的“文化摆渡人”，分散的地方文化精华才能汇聚成统一的民族文化长河，滋养后世千百年。

王著去世后，宋太宗的表现颇堪玩味——他既没有给予极高追赠，也没有让其湮没无闻；既保持了对“降臣”的距离，又承认其特殊贡献。这种矛盾态度，恰如王著一生的缩影：跨越两个时代，连接南北文化，在历史转折处默默扮演着关键而低调的角色。

今天，当我们翻阅历代法帖，欣赏宋代文化成就时，或许应该记得这位曾被皇帝斥责“不称职”的书法家、文臣与文化摆渡人。历史不仅由惊天动地的事件和人物构成，也由这些细微而坚韧的文化接力所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