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堪称一位聪慧与才华并重的杰出人物。在我眼中，他的才华似乎超越了学识，而学识又胜过品德。遗憾的是，随着地位的攀升，他的品德似乎受到了侵蚀。

陈伯达因文采出众一度声名显赫，曾短暂担任过第四号要职。然而，他究竟是如何从巅峰跌落，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呢？

陈伯达非政客之流，他亦无意跻身政界。政客之道，需频繁奔波，需四处演讲，而他于这些方面皆非所长。即便是正式场合，他亦难以在五分钟内完成一次流畅的讲话。

在延安，我深切感受到，他内心渴望成为一名杰出的政论家，只愿他的一篇力作能够引发全民瞩目，引起全国范围的广泛关注，那便足以使他心满意足。

他毕生的文章创作，始终围绕着最高领导层，均为受命之作。直至1966年运动爆发，他加入《人民日报》后，更是能够即时挥毫，撰写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时文。

《全歼邪恶势力》，标志着文革初期一场彻底的无序全面动员，这一口号犹如一颗震撼全国的核弹，怎能不令人震惊？

历史昭示，随着这篇文章的问世，陈伯达的历史角色实则已告终结。这篇文章所横扫的范围，实际上亦囊括了他本人。他的影响力达到了巅峰，因为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提出之后，便再无其他事物可供扫荡。

因此，并非自1971年庐山会议对他进行批评之后，他的地位才变得不再重要，而是自这篇文章发表之日起，他实际上已不再占据重要位置。

不仅如此，自该文章问世后，他的行为反遭曲解，成为指控他罪行的依据，被诬指为林彪的追随者，损害了领袖的声誉，一串罪名被强加于他身上。此后，陈伯达遭受了打压和批判，沦为林彪集团的一员，并被贴上了反革命的标签。

在运动中，江青扮演着指挥者的角色，而陈伯达对于此类事务则显得颇为生疏。唯有江青敢于对陈伯达连称“老夫子”，时而左一声，时而右一声。实则她是在暗讽和轻蔑他，认为他除了撰写几篇文章之外，别无其他用处。

江青、陈伯达

他自称行政指挥，实则难当此任，最多能指挥他的秘书们为他搜集信息，撰写文稿。若陈伯达失去了柴沫、田家英、史敬棠、何均、陈真这五位得力助手，他恐怕将难以担当任何官职，更遑论创作书籍……

“呵，呵，瞧这厮，又来了，又来了。”随后，其他几位也纷纷加入了对他的嘲讽。

彼时，我察觉到他的声望急转直下，不仅个别人如此看待他，连宣传部众多处长也纷纷将他视为笑柄。唯独于光远例外。

在延安时期，他受到了众人的尊敬，然而到了1951年，情况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人们纷纷对他进行讽刺和挖苦，我不认为这会毫无来由。如今，于光远尚在人世，而那些昔日的伙伴却都已离我们而去。

于光远

我与陈伯达的交往并不频繁，仅存些许直接的个人联系。1941年夏日，正值整风运动前夕，他似乎并无明确的职务，仅以一位重量级的文化名人身份居于延安。传闻他曾担任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一职。若此言非虚，恐怕也不过是虚有其名，他对这些事务并不甚关心。在他的一生中，无论身处何种单位，他都表现得像个不负责任的甩手掌柜。

在1939年或1940年间，延安地区相继成立了众多研究会，这些活动均由上级机构发起。其中，包括资本论研究会、哲学研究会以及马列主义研究会等，种类繁多，不胜枚举。

我被马列学院选派参与了两个研究会，分别由陈伯达负责的三民主义研究会和王明负责的马列主义研究会。在三民主义研究会中，我听着陈伯达从东到西的论述，我们对于这些内容了解多少呢？无非是聆听他的讲解。

在延安时期，自1941年夏日始，他担任了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副主任一职。我便是其麾下的一名研究人员，隶属于经济组。陈伯达先生对我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倡导的“个人讲学”上。每当夜幕降临，晚餐过后，我们便带着板凳前往他的窑洞，聆听他畅谈古今。

陈伯达居于窑洞之中，洞内设有小炕，他正安卧其上。我们尚在二十岁左右，而他却已年过四十，堪称前辈。他身材圆润，略显矮胖，举止随意。窑洞空间虽仅能容纳十余人，但人满为患，我们便只能在外围聆听他的闲谈。他谈论的话题无所不包，天上地下，无所不谈。

有时候，他会讲一些毛泽东跟他谈的事情。在延安，毛泽东窑洞的座上客有谁？公事以外可以随便谈谈的大概只有一个，即陈伯达，我不知道还有第二个。周恩来、朱德是谈公事，陈伯达不谈公事，陈伯达去是听毛闲聊。毛也需要消遣，也要找人闲聊。陈伯达这个人看书杂，思想也活泼，有时候叫他去。

陈伯达向我们传授，毛主席曾言，曾国藩的家书乃宝贵之读物，值得一读。往昔，即便将曾国藩批判得体无完肤，亦不妨阅读他的著作。

众多马列主义者，不论是我们这些青年学子，抑或是那些年近四十者，对曾国藩的批评尤为犀利。陈伯达亦曾评价，曾国藩的家书，文辞斐然，内容务实，阅读此书，实无弊病。

总体而言，在延安时期，陈伯达的政治地位并不显赫，尚非中央委员之列。然而，他的声望却凌驾于所有延安的文化人士之上，甚至远超周扬等人。彼时，延安的文化界人才济济，总计或许逾数百人。

延安整风应该从1941年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算起。大概在1942年前后，陈伯达写了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对建立毛泽东的崇高威望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这是把党史翻了个个。现在不提它们了，不符史实。

事实上，在延安时期，我们曾多次研读这两篇著作。一篇名为《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另一篇则是《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与反革命》（该书在后续出版单行本时，或许更名为《关于十年内战》）。

这两篇文章，在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上从来就是正确的，他是唯一正确的领袖。这两篇文章，对建立这种观点，起了无比重要的作用。所以，陈伯达在延安整风，在拥护毛，说毛泽东是党内唯一正确的、最高的领袖这方面，他是出了大力的。

这两篇文章在当时备受大家的推崇，对于像我们这些年轻的拥护者来说，对毛的坚定支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43年，蒋介石发布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众所周知，此书虽由他人代笔，但其核心内容却阐述了中国未来的统一愿景、建国目标以及强国之路。书中强调，一切均应归国民党领导，中国的命运，乃至国家的前途，皆牢牢掌控在国民党及蒋介石的手中。若离蒋介石而去，则万事皆休。

陈伯达奉命写一篇文章，评蒋介石这本书，名为《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也改过很多次。这篇文章在延安发表了，占了两三版。

陈伯达曾向我们传授，撰写文章需借鉴梁启超的笔法。他对梁启超的文采尤为推崇。陈伯达曾提及，梁启超曾言，文章之笔端需常涌感情之流，方能触动人心，引发共鸣。而他自己在写作时，对此亦极为重视。

他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革命情感。这篇文章并非单纯的反蒋之作，尽管我仅阅读过一遍，但至今仍能回忆起其中的一些片段。陈伯达在提及1927年的“四一二”事件时，对蒋介石所发起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刻描绘，仅用三句话便传达了强烈的情感。他反复强调：

“蒋介石杀人流的血，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

“数目之众，实属罕见”，他连续三次重复此言，而常规情况下仅需两次，便足以令人悲痛至极。如今我提及此事，依旧泪水难掩。此情此景，真可谓言辞虽尽，悲痛却无穷。

陈伯达的文采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当其被用于正途，便可见诸《评中国之命运》一文；而若被滥用，则化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澜，笔端流淌的尽是激情与杀伐之音，连篇累牍地呼唤着“杀，杀，杀”。

陈伯达对毛笔字的书写情有独钟，其笔下之作堪称天才之作。尽管练字的时间不长，他的书法却别具一格，既大气磅礴，又风流倜傥。他的几本小册子的封面，均由他亲笔题写。在那个时代，我们无不为之钦佩。

陈伯达其人，留下了诸多深刻的教训。他才华横溢，却未投身于学术研究。他完全迎合了当时特定的政治需求，只要这种需求与个人升迁相吻合，他便以文章、书籍为工具，篡改历史事实以支撑自己的观点，而非基于事实构建历史论断。

陈伯达的一生，尽管著述颇丰，但时至今日，其学术成果中经得起推敲、具有坚实基础的部分，恐怕寥寥无几。

陈伯达的一生犹如一面映照人心的明镜，对热衷于理论研究与史学探索的人们而言，堪称宝贵的借鉴。他之所以能够如此，盖因其聪慧过人，却缺乏扎实深厚的真才实学。倘若他如同范文澜等前辈学者，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其成就或许能超越范文澜等人。范文澜先生虽拥有丰厚的实学底蕴，但后来却不幸被简单的阶级斗争论所教条化。

陈伯达的一生，实则与苏联的米丁、尤金、维辛斯基、李森科等所谓的学者颇为相似（然而，我坚信陈氏在才智上远超彼等，那些人物不过是些舞文弄墨之徒）。他们的学说一经时过境迁，便沦为无用的陈词滥调，甚至沦为荒谬之谈。在学术领域，他们并未留下真正的成就。如今，不论陈伯达是否被判刑，他的著作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价值并不显著。以此为鉴，我们可以从中洞察到得与失。

然而，在众多被判刑者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无疑是陈伯达。他与张春桥、姚文元等辈不同，早在1927年“四一二”惨案之后便投身革命。对此，他总是引以为荣，时常向我们讲述这段历史，尽管言语间略显平淡。

遗憾的是，若一个人不能将民众福祉置于首位，而仅着眼于个人名利地位，忽视事实的坚持，纵然著作等身，亦无济于事。彼时，他人便可能看透其本质之不足，日后更将沦为无用之废品。

作为后辈，我亦见证了这一群体长达七十余年的变迁。如今，我深感任何违背历史真相的事物，不论其言论如何，有的当时便遭人嗤笑，有的则终将走向破产的结局。

我认为，陈伯达留下的教诲极为深刻。一个文化人，一位作家，仅追求潮流并无益，终究还需深思是否能够对自己的良心负责，是否符合历史事实……